云南出土大量简牍封泥

云南河泊所遗址新发现汉代简牍与封泥：揭示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治理实证

近日，在云南昆明晋宁区河泊所遗址，一连串的考古新发现为我们揭示了汉代中央对西南边疆治理的鲜活历史。这些珍贵的遗物不仅丰富了我们的历史认知，也为研究汉代边疆治理、民族融合及国家政治体制提供了宝贵的物证。

一、出土概况

自2021年以来，河泊所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持续进行。此地邻近曾出土“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古墓群，处于古滇国的核心区域，为我们展现了两千多年前的历史风貌。累计出土的5000余枚有字简牍（其中1300余枚已清理）以及万余枚无字简牍和1000余枚封泥（837枚已清理），为我们揭示了汉代边疆的日常生活与治理机制。

二、重要遗物内容

简牍内容涵盖广泛，包括政区建置、赋役制度、司法程序以及交通状况等各个方面。其中涉及的“益州郡滇池戹同里”“建伶令”“始元四年”等记录，让我们得以窥见益州郡及其所辖20县的名称与情况。更令人兴奋的是，首次发现的县以下“乡、里”基层行政组织的记载，如“律乡橙里”“都乡同狼里”，填补了汉代地方治理的史料空白。

封泥中，官印封泥如“益州太守章”“建伶令印”“滇国相印”等，为我们证实了西汉设益州郡并任命郡守、县令的历史事实。而私印封泥则反映了当地家族与汉王朝的互动，如“宋虞之印”“君冯私印”等。

三、历史与学术价值

这些简牍与封泥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设益州郡的直接证据，而且证明了中央王朝通过郡县制、职官体系直接管辖云南，标志着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系统治理。通过保留滇王的象征性地位并增设“滇国相”等官职，形成了一种中央与地方共治的行政架构，体现了“因俗而治”的政策智慧。

四、遗存关联性

河泊所遗址还出土了大量大型建筑基址、铺地砖、涂朱瓦当等高规格建筑构件，这些构件很可能是益州郡及滇池县官署的遗迹，进一步印证了这个区域在汉代作为西南行政中心的重要地位。这些发现为我们理解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融合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云南河泊所遗址的考古新发现为我们揭示了汉代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治理策略与成效，为我们理解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融合提供了宝贵的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