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斗鱼索赔8000万的女大学生

陈少杰掌舵的斗鱼公司近期陷入舆论漩涡。据报道，其公司CEO陈少杰因涉嫌开设罪被逮捕，这一事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斗鱼作为知名直播平台，其股价相较于高峰期已大幅下滑，面临巨大的困境。而这场风波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层的问题。

在斗鱼迅速崛起的背后，与多家女主播的纠纷也逐渐浮出水面。据多家媒体报道，斗鱼以违约为由向多名女主播索赔高达8000万元。这些女主播多为在校大学生，包括某985高校表演系的在校生罗莉。她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卷入与斗鱼及其母公司武汉瓯越网视有限公司的纠纷之中。

罗莉是一位表演系二年级的学生，在直播行业的兴起中，她成为了小象互娱的签约主播。成为主播后，她并未如预期的那样改善生活境遇，反而陷入了困境。她表示，面对直播时长的要求，压力巨大，甚至因此生病。这些女主播们每天需要直播数小时，身体和精神都承受巨大压力。

斗鱼的母公司瓯越网视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合同和协议，对这些女主播们提出了高额的索赔要求。据报道，这些合同和协议中详细规定了主播的违约责任，但对直播收益的分配却表述模糊。一旦主播无法满足合同要求，将面临巨额的违约金和收益损失。

这些在校女生的家属和主播们认为，这些合同完全超出了她们的认知范围，是对在校学生的“围猎”。她们面临着实力不对等的较量，一边是涉世未深的在校学生，另一边是知名的直播平台和它聘请的知名律所。

还有更多的大学生做短视频主播透支身体的情况存在。例如，河南平顶山的一名大三学生李昊在游戏公司连续通宵直播后猝死。涉事企业却表示与死者没有雇佣关系或实习关系，公司的责任被成功规避。

罗莉作为其中一个典型案例，病情恢复后开设抖音直播账号分享生活日常，却收到了一份索赔8000万元的律师函。她和其他女主播们一样，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困境。她们的声音被淹没在网络的喧嚣中，无人倾听。

这一事件反映了直播行业的乱象和存在的问题。直播平台需要加强对主播的管理和关怀，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合同制度，保护主播的合法权益。部门也需要加强对直播行业的监管和规范，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希望这场风波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反思，推动行业的良性竞争和健康发展。罗莉面临的困境，源自乙丙方的违约。根据合同条款，（8）项要求，违约方向甲方，也就是斗鱼公司，返还所有收益；（9）项则要求支付高达捌仟万元的违约金。面对这样的巨额索赔，罗莉想到了小象互娱的联系人杨威。

作为斗鱼关联公司的员工，杨威给罗莉的建议是选择和解或者赔偿。在一次公会协商中，斗鱼法务提出的和解金额是万元。和解并非易事，它意味着需要重新签订更为苛刻的合同，延长合同年限。

罗莉在2020年12月28日与小象互娱签订了第二份合同。与此她的斗鱼合同也即将到期。杨威曾承诺帮助罗莉转到抖音做主播。当罗莉询问具体的操作方法时，杨威暗示其中涉及复杂的操作，需要谨慎决定。

罗莉的困境并非个案。在斗鱼索赔后，一些在校生也因违约成为“老赖”。2023年1月4日，罗莉收到深圳国际仲裁院的仲裁通知书，斗鱼向她索赔600万违约金。不久后，小象互娱也在深圳南山区法院起诉罗莉，要求其赔偿20万元并继续履行合同。

事实上，罗莉面对的并非个案。游戏头部主播韦朕因违反解说合约被判赔偿斗鱼子公司鱼行传媒违约金高达8000多万元。同样地，多名女主播反映因在第三方平台直播被斗鱼认定违约并遭索赔。一位女主播曾表示，如此巨额的违约金让她无法承受。虽然斗鱼后来表示已与该主播协商完毕不再起诉，但在类似的合同纠纷中，被告多为年轻女性主播，她们因无法偿还这些违约金而成为“老赖”。

在直播行业中，公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作为中介，在主播和直播平台如斗鱼之间起到桥梁的作用。小象互娱就是这样一个公会，而杨威则是其中的一员。在主播与斗鱼之间的合作中，公会负责招募、培训和管理主播。在如何管理主播方面，公会可能会采取一些斗鱼不便采取的方式来完成与斗鱼的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斗鱼这类直播平台并不直接招募主播，而是通过MCN机构（俗称“公会”）进行。MCN机构是一种新型的网络媒体运营模式，旨在将多个创作者或内容提供者的内容进行聚合，并通过一个平台进行发布和传播。然而在中国，“公会”的业务还包括“培训”和“管理”主播。例如，天眼查数据显示斗鱼投资了多家MCN机构，其中小象互娱和驿动星娱便是例子。驿动星娱不仅招募主播，还对主播进行“直播培训”，并在如何有效“管理”主播时采取斗鱼不便采取的方式。

公开报道显示，一些公会甚至使用低俗、的话语来“管理”主播，这种不当行为无疑给整个行业带来了不良影响。对于罗莉以及众多面临违约困境的主播来说，她们需要谨慎选择，明智决策，以避免陷入更深的困境。李娜等五名女生因接触斗鱼直播平台而陷入困境，背后的推手是北京麦嘉兄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简称麦嘉文传），一个知名的MCN机构。李娜透露，在开始直播一个月之后，她们被要求签订一份合同，这份合同似乎是她们获取工资的必要条件。合同中的合作期限并非之前约定的三年，而是出人意料地延长至十六年。此后，斗鱼平台甚至将她起诉。

在提交给仲裁庭的材料中，斗鱼以罗莉案为例，声称与主播及其所属的公会共获得收益高达数百万元，但实际上真正支付给主播的却不到其中的四分之一。这种收益分配的不透明性让主播们感到困惑和不满。杨威的案例则揭示了另一种情况：虽然机构为签约主播支付了退会费、直播设备费用等，但主播的直播时长仅三个月就面临合约纠纷。与此小象互娱对主播的报酬结算方式也存在诸多细节需要解决。这引发了人们对于这些机构与主播间真实合作情况的疑问。同时对于这类直播行业的相关规范及平台的运作模式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话题。不少人疑惑于这样的运营模式背后的公正性公平性以及对新兴网络文化发展的长期影响。另外有许多网友开始对MCN机构进行批判和质疑，认为他们利用信息不对称来牟取利益。其中一名抖音主播更是将MCN机构分为三类来他们各自的运营模式与可能的道德风险问题。除了之前头部MCN机构所谓的画饼模式之外他还提及到了皮包公司以及更为常见的协商型MCN机构他们各自都存在一些隐蔽的问题和风险让人不得不警惕这些机构背后的真实目的以及可能的法律风险。中央网信办在不久前发布的通知中也专门强调了MCN机构管理的重要性强调了打击虚假信息的必要性而斗鱼正是这一环境下遭遇困境的一个缩影斗鱼正在面临头部主播流失市场竞争激烈财务业绩下滑等诸多挑战导致其市值损失严重流失的直播资源正反映了市场运营模式的缺陷以及行业内部需要改进的地方与此同时斗鱼正面临直播业务下滑的问题并试图通过降本增效的方式来应对困境但面对主播流失和商业模式单一的问题斗鱼仍需进一步思考未来的发展路径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是斗鱼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之一此外律师们也对斗鱼向主播索赔高额违约金的情况给出了专业的解读强调了合同内容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会根据具体情况对不合理的违约金进行调整这也提醒了人们在签订合同时应注意保护自己的权益避免陷入不公平的条款之中。违约金是否过高：从网络直播行业看主播合同的权衡与挑战

随着网络直播行业的飞速发展，主播合同逐渐成为行业标配。其中的违约金条款常引发争议。对于违约金的数额是否过高，其核心考量因素是违约行为给合同相对方带来的实际损失程度。

王帆律师深入解读了《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四条的精神，认为违约损失赔偿应当受到限制，不应超过违约方在合同订立时预见或应当预见到的可能损失。针对普通主播与直播平台签订的主播合同，由于主播在签约时通常无法预见其未来的违约行为会导致如此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平台设置的巨额违约金标准往往被认为不合理。

当斗鱼平台与主播间的合同被定性为格式合同，其中的违约金条款对主播构成重大利害关系时，平台需承担提示和说明的义务。若平台未能履行这些义务，主播有权主张该条款无效。

关于仲裁庭为何支持高额违约金而法院难以更正的问题，王帆律师解释，在我国，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这意味着一旦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即具有法律效力，难以更改。尽管存在司法审查的途径，但在实践中，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情况非常罕见。

网络游戏主播违约时，裁定或判决的违约金数额应视具体情况而定。以上海二中院的一宗典型案例为例，法院在考虑网络主播的实际收益与平台损失后，将巨额违约金调整为与主播收益相匹配的数额。

王帆律师指出，对于普通主播而言，主播合同犹如卖身契。许多主播因行业竞争激烈、人气基础薄弱或个人原因等，难以通过直播获得稳定收入。他们面临两难选择：要么按照合同约定进行回报较低的直播，要么违约并承担高额违约金风险。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无论是为了建立健康的网络直播行业业态、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还是促使主播市场价值回归理性，对于不合理的巨额违约金，法院和仲裁机构都应审慎处理，适当调整。这不仅关乎个体主播的生计，也影响着整个网络直播行业的长远发展。在此背景下，各方需共同努力，促进网络直播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