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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史》及其相关研究著作简介
《金史》（修订本），由元代的脱脱等人撰写，傅乐焕和张政烺进行点校，程妮娜主持修订。这本书是探索金朝历史的重要史书，中华书局于2019年11月出版，定价540元。还有陈晓伟所著的《〈金史〉丛考》，该书对《金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中华书局于2022年11月出版，共658页，定价88元。
一、《金史》编纂与取材问题
《金史》始修于至正三年三月，并于次年十一月成书。关于其编纂与取材，学界一直存在诸多关注。《金史》的史料来源主要依赖于实录，这一点通过深入分析可以明确看出。例如，《金史》中的许多篇章直接采用了实录中的相关内容，如天文志、五行志等。而列传的编纂过程则稍显复杂，史官通过查阅历朝实录，将诸臣的事迹进行摘录和编排。对于元修《金史》是否取资于王鹗的《金史稿》，学界也存在争议。根据书中的一些线索和注文，可以看出元人编纂《金史》时直接采用了实录作为史料来源，而非经过王鹗书的二次辗转改编。“王鹗《金史稿》为元末修史的底本”并非天然前提，而应被视为有待验证的假说。
二、《金史》刊刻与版本流传
《金史》在至正五年于杭州路锓梓刊刻。后来，洪武二十三年福建书坊曾仿刻过，但由于板片损坏，后来进行了重雕补版。嘉靖七年南京国子监重刊二十一史时，《金史》初刻板片已不存在，于是设法采购其他印本进行翻刻。那么南雍刻书到底是以哪种本子为底本的呢？目前尚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总体来说，《金史》的版本流传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这也是研究《金史》的一个重要方面。
《金史》版本流传脉络中，南监本无疑是一个关键节点。它不仅作为后诸版本的翻刻底本，还因其对明清以来通行本的影响极为深远而备受瞩目。中华书局修订本在版本校勘时，多采纳南监本的异文。在嘉靖刻书时期，除了至正初刻本尚存外，还有洪武覆刻本。据日本学者尾崎康推测，南监曾从吴下（苏州）购得元刻本《金史》。傅乐焕先生认为明南、北监本可视为元本的间接翻刻。但究竟何为“间接”，仍待进一步探讨。任文彪对《金史》版本源流进行了系统梳理，揭示南监本的底本应是带有若干补版页的洪武覆刻本。这一发现在《金史》版本流传过程中，洪武覆刻本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的四部洪武覆刻本中，有两部为后印本。这些后印本内夹杂大量补版叶，相较于原版，新增了不少错误。南监本在翻刻时，不仅继承了这些错误，更在遇见不通或不明义的文字时，往往擅自改动。经过与至正初刻本残卷、洪武覆刻本的详细对比，我发现南监本窜改洪武覆刻本的手法主要有三种：一是填补空缺；二是因字形相近而轻易更改；三是凭空揣测史文。这样的改动使得南监本与至正初刻本的原貌相去甚远。
至正初刻本的某些文字空缺，从文本内容看确实无法确定其字。洪武覆刻本追求高度仿真，大体维持祖本原貌。南监本却无任何证据地填补了这些空缺。例如，《地理志》中的都路条叙述燕京宫阙制度时，南监本填补了至正初刻本的空缺字，但这些填补的字并非史实。
洪武覆刻本的补版叶质量不佳，常有错误出现。南监本在翻刻时未加辨析，便根据字形随意改动，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例如，《海陵纪》中的一条禁酒令，南监本根据字形改动了一字，使得文义完全相反。
南监本在翻刻时，遇到史文不通之处，往往采用直接修改的办法。很多改动看似高明，实则大错特错。这种改动最误导读者。《金史》中，南监本对《地理志》的改动最为显著，甚至根据上下文内容随意增补或修改府、州、县所辖的镇、堡数目，致使面目全非，严重偏离史实。
《金史》的传承脉络与历代校勘成果
在历史的篇章中，有一部史书格外引人注目，那就是《金史》。它的传承脉络清晰且历经岁月的沉淀，从至正初刻本到洪武覆刻本，再到南监本、北监本，直至乾隆殿本，每一个版本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其中一段特定历史沿革引人关注，那就是辖镇“后废”，涉及信都、武邑、枣强等地。所谓冀州“镇三”，指的是南宫县唐阳镇，以及新增的宁化镇、七公镇。这些地名如同一串串历史的密码，诉说着过去的辉煌与变迁。
当我们翻开卷一百二十八《循吏传》时，仿佛进入了一个英才辈出的时代。兴平师夔、临潼武天祯等人，皆清慎才敏，堪称一时之选。南监本的刊刻却因不识“縣”姓而妄下雌黄，将其改作“孫”，引发了后世的诸多争议。这一事件也让我们看到了南监本一直为人诟病的粗制滥造问题。张元济在《校史随笔》中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谈及《金史》的校勘成就，我们必须提到钱大昕、施国祁、张元济等人。他们为《金史》的校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施国祁的《金史详校》十卷，更是倾注了毕生心血。他对《金史》的纂修体例和版刻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总结出了三大类别二十个具体条目的问题。他的治学态度之自觉、韧性绝非常人能比。梁启超和张元济都给予了他高度评价。
晚清以来，施国祁之外，张元济也为《金史》的校勘做出了重要贡献。商务印书馆所辑百衲本《金史》堪称当今最善之本。该版本仍有两个细节问题需要谨慎处理。张元济曾成立校史处专门负责此事，但最终因病重未能完成全部校勘工作。
《金史》的传世之宝与校勘之旅
一部书的诞生，背后隐藏着无数的故事。今天，让我们聚焦于这部珍贵的《金史》。在探寻其深层内涵的过程中，一段关于补版、描润与校勘的传奇逐渐揭晓。
这部书中，共有八叶的补版，每一叶都承载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卷十六第二叶，因涵芬楼所藏洪武覆刻本的空白阙叶而不得不采用补版叶顶替，其余七叶原书版叶实际上完好无损。笔者逐字核对过后，发现这七叶内容与洪武覆刻本间的史文差异巨大，错误频发。
值得一提的是，张元济为了解决底本漫漶不清的问题，采取了描润的办法。他的《修润古书程序》中明确提到：“遇有断笔、缺笔、花笔、欠周到之笔，均须朱笔描修。”这一做法虽然解决了底本的清晰度问题，但也带来了隐患。若将百衲本《金史》与其所据底本覆核比勘，问题便暴露无遗。
说到对学界的贡献，中华书局点校本《金史》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该书的点校工作最初由傅乐焕先生负责，但命运多舛，傅先生不幸离世，这项工作后来由张政烺、崔文印两位先生完成。这个版本的特色是依赖施国祁的《金史详校》，沿袭了其大部分校勘记。在2020年推出的修订本中，程妮娜教授主持工作，新增近九百条校勘记，纠正了两百余处标点失误，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而关于《金史》的校史意义，总是被我强调给学生们：史文之外，校勘记亦不可忽视，细微之处往往隐藏着重要的历史信息。那么，如何评估一条校勘记的质量呢？陈垣提出的“校法四例”为我们提供了指导。而在实践中，我们需要因书而异，结合古籍整理的经验，注意两个关键问题。
版本选择及其对校是文献整理的基础，也是决定整部书学术质量的关键。我们需要熟知版本系统，厘清诸本的源流关系。对于版本校，我们要重视诸本异文的互校，既要取文字最优者，也要重视他本的讹字，以体现版本流传的轨迹。我们要尊重初刻本及最早期版本，对后期诸本的利用要谨慎，因为版本流传过程中每多一道环节便可能增加讹误。
关于本校、他校原则，黄永年先生指出：“古籍不出一手不能本校”“史源不同不能本校”。随着中华书局二十四史修订工作的推进，校勘理念日渐成熟，“同源校勘”已成为共识。我们需要关注《金史》的文献系统、文本层次及形成时间，特别是经过史官编纂后文本信息的讹变。把握《金史》的整体文献构架，探索史源和编纂思路是基础，这样才能拿捏好校勘的尺度和标准。
《金史》的传世之宝需要我们细心呵护，其校勘之旅更是充满挑战与机遇。希望在未来，更多的学者能够投身于这一领域的研究，为我们揭示更多关于《金史》的奥秘。“辽金史”作为一个整体研究领域，也需要我们平衡发展，补足金史研究的不足。关于陈述先生在辽史领域的贡献，他的《辽史补注》与《全辽文》总揽辽一代文献，堪称穷尽史料的典范。他巧妙地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互印证，辅以丰富的契丹语文资料，如刘凤翥先生编著的《契丹文字研究类编》，这可谓是一种创新的研究方法。相对而言，金代文献的整理工作进展显得有些滞后，虽然清代张金吾的《金文最》有其独到之处，但仍未能如陈述先生那般彻底摸清金代史料之底蕴。坦率地说，金史史料相对匮乏，但若能将石刻材料和同时期的传世文献紧密结合，并大力整理占据主导的《金史》，或许能为金史研究带来新的突破。我们期待更多研究者能在这一领域投入更多的精力，为金史研究的进步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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